1998年的拯救战略则是内外并举，在外贸方面，积极鼓励出口，利用亚洲周边国家、特别是“四小龙”受金融风暴重挫的机遇，形成了“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在内需方面，中央政府被迫开放房地产市场，以此激活消费市场，经过两年调整，中国经济得以复苏。在这一轮调整中，中央集权继续得到了强化，通过“国退民进”的战略，政府把数以十万计的中小国有企业抛给了市场，而在金融、能源和资源性领域坚决地形成了垄断的优势。

 很显然，当今的中国经济仍然行走在这样的调控逻辑之中。从目前的景象看，基本可以得出下述三个结论：

 一，要复苏经济，仍然要启动现有的三大引擎。外贸的复苏受国际环境影响很大，所以，制造业面向国内市场的创新变得非常重要。其次，巨额的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最直接的启动方式，近期对铁路的2万亿元投资计划，以及广东、浙江等省份相继推出的万亿重振方案，都是这一思路的呈现。再次，唤醒民众消费，似乎除了激活地产，别无他策。

 二，管控将进一步加强，在全球经济紧缩，国家资本主义纷纷抬头的时刻，中国的宏观管制势必加强，也就是说，最好的市场化改造时间已经错过了，我们不可能指望在未来的一个经济周期里实现新的改革突破。

 三，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冲突变得非常敏感。在当前的财税制度下，地方政府承担了60％的支出，却只分到30％左右的收入，如果地产在短期内无法复苏，地方财政将面临空前困难，本月，已有专家建议中央政府允许地方发行债券。中央与地方在税收上的明暗角力将非常引人关注。

 十年一轮的萧条，让我们更真切地观察到了中国经济变革的某种宿命与规律。我们仍然在一条“历史的三峡”中艰难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