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当时《汇报提纲》的要求，“三五”计划期间各主要经济指标都完成了计划。其中，工农业总产值超额14.1%~16.2%完成了计划，农业总产值超额2.2%，工业总产值超额21.1%，新增主要产品能力：煤炭开采6806万吨，发电机组存量860.4万千瓦，石油开采2777万吨，炼钢652.7万吨，铁矿开采3590.1万吨……，新建铁路交付营运里程3894公里，新建公路31223公里，沿海港口吞吐能力1191万吨……这还是在备战的前提之下完成的数据。

成长的印记……

老陆和大学同学已经很久没见了。1989年毕业后，这样规模的聚会只有两次，上一次是2000年。十年的时间，大家的变化还是很大的。“脱离体制、下海或者出来自己干的人变多了”、“好几个同学的小孩都上高中了，还有一大堆要参加中考的”、“上次拉关系、找同学帮忙的多，这次谈健康、养生的多了，回忆过去的也多了……”。

60后老陆形容他和他的朋友们是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一代。他们很早就开始回忆了，这个特征其实是面对现实压力时，返回去在心灵深处寻找精神动力的一种“应激反应”。小时候的成长经历在人生中留下了记忆深刻的一笔。

一个几乎与老陆同时代的人在BBS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是六十年代末期的人，上幼儿园的时候跳椅子操，歌中唱道：批林批孔战鼓响，英勇上战场……，我们还到街上去欢送最后一批知青，当时以为长大了就和大哥大姐们一样上山下乡，一二年级的时候，接二连三的坏消息，好像天都要塌下来。1976年9月11日，好像是星期四的下午，我正在班主任家里念批邓的稿子，然后传来消息，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接着9月18日全国的追悼大会，广播里一声默哀声，我站在学校的操场上，任凭倾盆大雨冲洗幼小的身躯。

老陆的青年时代是真正的“天之娇子”。80年代的高考入学率只有2%~15%，考上大学代表着真正进入精英领域。武汉大学原招生分配办公室主任黄鲁瑞教授说：“80年代的高等教育可以说是真正的‘精英教育’，那时适龄青年中，只有10%左右的人有机会上大学。在国家‘统招统分’的培养政策下，学生进了大学的校门，便可以享受公费教育，甚至工作也都由国家‘包办’”。

由于当时大学毕业生人数较少，国家建设迫切需要优先安排大学生充实到重要部门，因此高校毕业生分配主要集中在国企、国家事业单位或机关等工作岗位。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就等于捧上了“铁饭碗”。这也是为什么老陆会强调“脱离体制的同学越来越多了”，在他们的成长和教育背景中，坚守已经是性格的一部分了。2000年那次同学聚会后，老陆辞掉了地方检察院助理检察官的工作，回到北京跟几个朋友做文化公司，几年后，他又放弃初具规模的生意，移居上海，住在张爱玲住过的小楼旁。因为骨子里的他是个文人。从有梦想到放弃“铁饭碗”，再到追求梦想，对于老陆和他的同学们来说，放弃的绝不仅仅是一份体制内的工作。

有一种说法，评价各个时代人的特点，说60年代的人是“人类”，70年代的是“新人类”，80年代是“新新人类”；还有一个关于人生观的笑话，谈到结婚生子这样的人生大事的时候，60年代说：我必须结婚生子，然后给他最好的教育；70年代说：咱们结婚吧，但别指望我会马上要孩子；80年代说：天哪，为什么要结婚啊？这不是为了抬高或贬低任何一代人，只是说明共同的成长经历经过时间的沉淀后，会像胎记一样伴随一生，使人们区别于其他年龄段。

广州日报集团旗下《赢周刊》杂志的总编辑熊晓杰曾说过，60年代生人现已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中坚人群。他们身上的气质充满吸引力，他们是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最后守望者。因为从70年代生人开始，价值观开始转变而且多元化，相对而言，60年代生人的气质有着相当程度的趋同性。熊晓杰策划《生于60年代》系列丛书时，是想给同时代的人“多一些人文关怀，多一些相互慰藉”，他说他怀念那些影响和感染了他们的青春期的东西，在面对生活和工作挑战时，这些人之所以能比别人更有耐力和韧性，正是因为与生俱来的这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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